清代着名的对外贸易机构——十三行商就设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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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广州十三行

137.广州十三行

清代设立于广州的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即洋货行的别名,清人直称为洋货十三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海禁,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次年,两广总督吴兴祚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等共同商定,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后者征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负责征收。广州洋行制度由此创始。十三行原属牙行性质,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特产品的中介贸易商行。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后来扩大了业务和权限,职能是向海关承担代缴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行制度,是清廷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十三行是清代“一口通商”的缩影,也是广州对外贸易发展的见证。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废除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公行制度,十三行遂没落。

广东十三行,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产物。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清廷既要“严华夷之大防”,又要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于是广东官府便组织和指定一些商人专管广东对外进出口贸易。这就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出现和行商制度创建的重要背景。

豪彩vip,广州是我国着名的外贸城市,早在唐宋,对外贸易就十分兴旺,至清代就更加繁荣了。现在,在广州文化公园后面,有一条名叫“十三行”的街道。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一条极为平常的街道,普通的商店,普通的住宅,与别的街道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你可曾知道,从清代初期到鸦片战争的100 多年时间里,清代着名的对外贸易机构——十三行商就设立在这里,使之成为当时广州最为热闹的地方。 十三行商,在清代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举足轻重。行商由政府指定,属半官半商性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外商的代理人,同时还负有约束和监视外商的责任,有时也代表政府向外商传达有关官方的文件和政策。十三行商是外国资本主义商人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中介人,既带有封建性,又带有买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商可算是近代中国买办阶级的前身。 由于十三行在清代对外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以后很多经济史,地方志史等方面专家学者的兴趣,发表了不少研究和考据文章。关于具有外贸机构意义的十三行,人们一般认为它诞生于康熙二十四年,但也有说建立于1686年的。十三行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除了清代洋行这个意义外,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对此,人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十三行的得名,是因为行商成立时不多不少,刚好是十三家,故名十三行,日本学者根岸佶就持这样的观点;有人认为十三行这个名称在明代已有,清代是“沿明之习”而已;我国学者彭泽益等人则认为不是“沿明之习”,其命名含义也无另有所指,而是随着洋货行的产生而出现的一个因循习俗特有的名称,用以区别其他行口,同时作为一个洋行商人的行帮统称而已。换一句话说,十三行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 有人认为上述三种说法都依据不足。以根岸佶论点为例,十三行商在全盛时期实不止13家。雍正时有四五十家,乾隆时亦多至26家。后来也有少至13家以下的,最少时只有4 家。只有嘉庆十八年、道光十七年,洋行数才恰好为13家。因此,认为十三行的得名与洋行数有关的论点不能成立。至于“沿明之习”的说法,依据也不充分,因为明代经营商业的行商只有“三十 六行“,并无”十三行“之名。着名学者吴晗在《广东十三行考书评》中认为”广东洋货行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行,故即称之为十三行“,这一论点被许多学者认为可作十三行得名的参考。 1984年6 月3 日,《广州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十三行得名新考》的短文,对十三行的得名和含义,提出了新的看法。研究十三行的人,无不熟知清代广东着名诗人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最早见于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屈大均这首《竹枝词》是描写洋行十三行的繁华景色,但《新考》却认为这是误解。《新考》认为,屈大均写这首诗时,粤海关尚未设立,广州也未有洋行。屈诗中的“十三行”,并不是清代外贸机构意义上的“十三行”。据史籍记载:粤海关设立于康熙廿四年,此后才陆续设有洋行。而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虽没有写作年代,但里面的第一首曾描绘了当年广州降雪的情况。据考证,广州降雪非常罕见,百年不一遇。在屈大均一生中,只有甲子年广州降过雪。据此,《广州竹枝词》当写于1684年,比粤海关的设立早一二年,那时广州还未有洋行,因此,屈诗中的“十三行”,当然也就不是几年后才出现的洋行。 那末,屈诗中的“十三行”,指的是什么?十三行的真正得名源于何处?这可在《广东新语》中找到端倪。《广东新语》十五“黩货”条说:“东粤之货,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明代广东共十府,九郡指除琼州以外各郡。琼州府共领十三个州县,各州县均设推销琼货的行栈于此。所以琼货亦称十三行货,此地也就被称为十三行。根据上述考证,十三行的得名,是来源于琼州府的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的十三个琼货栈,它的原始意义也在于此。事实上,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所描述的是“官商”们用洋船装载广东特产“五丝八丝广缎”驶向外洋出口,而不是洋行进口洋货的情况。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屈诗中的“十三行”不是作为清代外贸机构的十三行。 后来由于粤海关设立,准许洋商进口洋货,由于十三行濒临江边,便于卸货,清政府也就在这里设立洋行,这样,十三行也就变成了清代洋行的名称,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开埠,洋行又陆续迁到香港。此地为钱银业取代、在解放前,十三行又成了银钱业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新考》认为十三行得名于明代琼州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的十三个琼货栈。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在这里设立洋行,开展对外贸易,使十三行成了洋行的名称。在十三行存在的几百年间,洋行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短短的时期。围绕十三行的由来,上述几家各抒已见,并能自圆其说,目前尚很难说谁家之言更接近事实。谁能最终解开十三行何以得名这个谜呢?

广东行商制度是明代官设牙行的沿袭和发展。康熙二十四年设关通商时,沿袭明代前例,用牙行商人主持经营对外贸易。《粤海关志》记述:“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

十三行产生于粤海设关的第二年。当时,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很多,行商却很少,造成货物“壅滞”。为了加强管理,适应开关后发展着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商酌决定,用广东巡抚的名义以法令形式发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把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进出口贸易商人的活动范围及其性质划分开来,设立金丝行、洋货行。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别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货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俟出海时,洋商自赴[粤海]关部纳税”。由此,从事国内外贸易的商行被区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类不同性质的商行,明确规定“洋货行”是专门经营对外进出口贸易的机构。这文告还大力鼓励有钱人承充洋货行商,同时为保障行商的地位,规定承充行商者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发给证明,才能承充。即使一人兼营二行,也应分别设行,各立招牌。这样,经营对外贸易就成了一种专门行业,从事该项贸易的行商就具有官商性质,从而形成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

最初一批洋货行商人,多数是由原来在广东经营国内商业和对澳门陆路贸易的“商民牙行人等”转化而来的。洋货行商人的籍贯,以福建、广东居多。

广东十三行和原来在广东的藩商还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清初的“藩商”中的一些人,在粤海开关后不久就转化为洋货行商人。

以上就是广东十三行的由来。洋货行即是十三行。乾隆初年,“金丝行”改名“海南行”,“洋货行” 改叫“外洋行”,简称“洋行”。由此,广东十三行行商制度又叫“广东洋行制度”。

根据广东巡抚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初期广东行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三:其一,充当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要身家殷实,而又以自愿承充为条件。承商的办法,是经商人自愿呈明广东地方官府批准,并领取官府发给的行帖,方能开业。其二,在广州和佛山原来经营商业的“商民牙行人等”,有自愿转业承充洋商的,可以自由选择,“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其三,洋货行商人对粤海关承担的义务,是负责把外洋进出口货税在洋船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禁止税收人员从中勒索。

康熙五十九年,行商发展到十六家。他们为统一贸易规程,减少内部竞争和限制行外散商,在广东官府支持下,成立了垄断性的“公行”,它具有行会的性质。公行成立时有隆重的仪式,众商啜血盟誓,并订立行规十三条。这些行规主要有:外船专择某行商交易时,该行商只能承受此船货物的一半,其余一半归其他行商摊分,违者罚;行商中对公行负责最重要的头等行,可在外洋贸易中占一全股,二等行占半股,其余占四分之一股;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除极少数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等许行外商人贩卖外,其余商品的进出口买卖归公行独揽。这时候的公行组织还是相当松散的,既没有共同的领袖,在实际行动上也未采取统一步骤。公行还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外商多次要求取消公行,并以停止贸易相要挟。公行因而时存时散。但公行的存散,并不影响十三行的继续存在。公行成立时虽未能得到正式批准,广东官府对公行还是支持的。粤海关监督命令,除几种商品在行商加保条件下,允许行外散商与外商交易外,其他商品仍然完全归行商垄断经营,一切进出口税饷仍然由行商负责缴纳。行商一方面垄断广州进出口业务,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且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及向海关保证缴纳进出口关税,即所谓“承保税饷”。所以行商又称为“保商”。开始,“保商”只是保证向海关缴纳他所接纳的外商应付的进出口货税;以后,由于行商中有一些“资本微薄、纳课不前者”,于是从乾隆十年起,在行商中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令其统纳入口税款。乾隆十九年,清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出口货税、贡银,清廷搜罗之珍品,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并规定不但外商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而且十三行内有一行倒闭,各行要负责分摊清偿债务。这就形成了“保商制度”。

乾隆二十年,清廷又重申行商承揽茶叶、生丝、布匹、绸缎、糖、大黄、白铅等大宗出口货的贸易,只有扇、刺绣、皮靴、瓷器、牙雕等八种手工业品允许行外散商、铺商在行商加保的条件下与外商交易,违禁则要受到惩罚。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垄断。

从雍正年间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在我国沿海大肆活动,与沿海奸商相勾结,使清朝统治者深感不安。在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重新实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封闭了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广州成了全国唯一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也就一跃而为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组织了。

由于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地,广州的贸易特别繁荣起来,十三行的内外事务也特别繁杂、内部竞争特别激烈,极需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乾隆二十五年潘振成等九家行商为了统一价格,避免竞争,以及为了承保税饷、应付官差、备办贡品等方便起见,呈请设立公行,获得清政府批准。这是公行正式为官方批准作为经营对外贸易机构的开始。当时,参加公行的各行商选出首倡组织公行的同文行行商潘振成为首领以处理公行的内部事务。这种公行的首领,称为“总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重点放在“防夷”方面。

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了《防夷五事》: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行商的商馆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商借款和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人弹压稽查。嘉庆十四年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对外商活动的限制更严格。还些章程,不只是对外国商人的限制,也是对行商所负责任的规范。这种“以商制夷”的办法在保商制度中越来越多地运用。以后来贸易的每条外国商船,不论是外商自择行商作保,或由行商轮保,保商不仅要对外商偷漏关税负责,而且,所有关于该货船其他一切事宜,也由保商向官府负责。外商如有违法之事,政府唯保商是问。

在广州行商制度下,十三行掌握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外商投行后,报关纳税以及出售购办等,一切贸易事务均由行商代理,日常生活也受行商约束,如不得擅自出入商馆,雇佣华人不得超规定之数,不得携带妇女入馆等等。十三行商成为外商商务的全权代理人。行商除了起垄断贸易、“代办”贡品、保纳税饷、管束外商等作用外,还要代清廷传达政令、文书,外国人的要求和礼品书信等,亦由行商向官府传达,不准外商和中国政府直接交往。行商成了清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正式媒介,兼有商务和外交的双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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