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知识分子的先锋精神,女性作家
分类:艺术家

  道良的生活史贯穿了“十七年”、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守旧、忠实而博学的读书人虽然无法融入今天的生活,却极其深刻地折射出时代的巨变。反过来,女性视角反思中的道良形象又从独特的角度检讨了女性小说所走过的道路。如林白在《北去来辞》“后记”中所说:“我竭尽所能,要让海虹突破她与现实的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与世界的真切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够真确?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共存。”在小说里,这个“他者”就是道良,是道良帮助小说人物、作者与读者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豪彩vip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作家林白及其作品《北去来辞》 图/北京日报 反思知识分子的先锋精神 从《万物花开》开始,到《妇女闲聊录》,作家林白谦卑地倾听大地敞开的声音、接受民间的地气,及至今年出版的《北去来辞》,这种敞开已经表现得直接而急不可耐了。 《北去来辞》中有一个场面让我久久难忘:主人公海红一家去吃年夜饭,一家三口大年夜走在寒气凛凛的街头,寻找可以完成“吃年夜饭”这样一个任务或仪式的地方,每个人都心不在焉:男主人道良吃什么馆子都不舒服,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女儿只感兴趣汉堡之类的快餐,还急着回家看动画片;而海红也只是觉得作为女主人,她不得不张罗这顿饭而已…… 垂头丧气中海红问自己:为什么不自己做,那样岂不是更有声有色?小说由此进入了它惯有的反思层次:“做一点家务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生活都是庸俗的,唯有精神高尚。还有功名,所谓荣誉,这一类骨头才值得去啃。这样的日子是活生生被自己搞坏的,过不好年实在是活该。”这样的叩问和自省不请自来、遍布全书,而作为样本的海红,她的经历无意间就成为一代人生命历程的注解:出生于特殊年代,有着不安定的童年和解压后亢奋的青春,因此更重视内心生活与现实的强烈对峙。在作为青年诗人的岁月里,海红内心火焰在乱蹿,生命里的核心词汇是“超现实”:“现实是庸俗的,日常生活是臭大粪。她要超越现实!……人间烟火,视而不见。”她在为自己制造的世界中,步步退缩,而现实却步步紧逼,从婚姻、情感,到生存,到与父母、女儿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向与她意愿相反的方向疾驰而去,她焦躁、挣扎,寻求突围,却又不得不妥协——就像她最终与丈夫离婚,却又不得不依旧住在一起,甚至心理上还依赖着日渐衰老的丈夫。小说带我们穿越了近三十年种种的社会变化,却没有丝毫怀旧的气息,女主人公一步步走下来,越来越有气无力又心有不甘。 此时,知识分子海红在我面前,既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又是一个符号,它承载着对于19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某种先锋精神的反思,它是双向的,一面指向社会——是谁粉碎了他们的梦想?一面指向自身——那个梦想中有几多可爱又有几多虚妄?这些反思占据了小说的每一个角落,它甚至使作者本来已经写就的《银禾简史》消失在《北去来辞》中。银禾的故事退居其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它是海红精神史的重要对照,它展示了知识分子之外的一个世界和生存状态,这个世界泥沙俱下、藏污纳垢,但也如淤泥一样滋养荷花,人的精神却是健旺的、有力量的。作者不乏理想化地塑造了银禾,恰恰让海红看到在自己越来越封闭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那样丰富多彩、活力无限的世界,当代社会生活的纷杂、精神世界的芜乱由此进入《北去来辞》。 当下社会的精神图谱? “我们的海红,在上个世纪80年代深受熏陶,追赶各种源源不断涌来的西方理论和主义,兴奋兮兮气喘吁吁的,只要是新鲜的,样样都是好的。喜欢现代派……但是海红的萨特始终没有出现,她总是受到挫折……原来,偶像不过是神话一桩,原来,偶像千疮百孔。忌妒、伤害、谎言,种种不堪像蜂拥而至的白蚁,嘎嘎嘎,偶像一下就被蛀空了,轰然倒地。” 这是一个典型的“生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但林白没有给海红任何成功的机会,哪怕是短暂的辉煌都找不到,如同格非的《春尽江南》。两部小说都是对于当代社会成功人士、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怀旧风气的巨大反拨。小说中关于一代知识分子的反思,针对的核心是被政治权威消灭、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建立起来并且越走越远的“自我”的反思。海红曾自问:“为什么会缺乏现实感,因为狭窄。因为内心绵弱。因为不愿自我承担。”从银禾的经历中,作者也有这样的感叹:“你们只在电视、报纸和网络中见到,那离你的生活是多么远啊,隔着千里万里,甚至,是一颗星球到另一颗星球的距离,如果不关你的痛痒,那就更远了。但是这个史银禾,她就在那些污泥浊水滚滚洪流中。” 在高蹈的、洁身自好的“自我”中,海红们反而迷失了自我。在烟尘滚滚的现实中,海红们不但看到了“自我”的怯懦、封闭,还感受到它的局限和无力。然而,倘若连“自我”也可以轻易地放弃,那么“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呢? 海红徘徊在十字街头,社会急剧变化,越来越远离八十年代的精神语境,他们正在被新的意识形态所抛弃,由精神的高蹈到跪拜世俗,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难逃这样的精神路数,但海红显然不甘于此,却又束手无策。小说下半部分对于情感和婚姻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婚姻束缚了她,可是她有能力反抗吗?单位解散重组时,海红的无望让人心酸:没有人可以帮她找工作,丈夫老了,女儿还小,自己身体又不好,现实再险恶也得咬牙撑着……或许作者不曾有意识强调,然而我却分明感觉到,一个过了中年的女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年轻诗人完全不一样的心绪,整本《北去来辞》如同一个过了中年的女性的叹息。 当然,作者通过她的眼睛、身体、心绪去搜集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碎片——从道良那种固守乌托邦信仰又对现实无比失望的人,到“90后”冷漠地面对社会和世界的心态,以至文人圈的种种虚浮……《北去来辞》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容纳了很多精神的碎片、社会生活的飞絮,从中能够看出作者的一些野心——她似乎要为当下社会绘制一幅精神图谱。但转念一想,又不对,书里的一切都是碎片,都是作者的实感经验,这里并没有宏大完整的叙述,也并不企图回答什么或解构什么。作者靠的是一种天然的敏感和直觉,它们正像一根根针扎在了时代的神经上。 不断打开的自我 林白令我欣赏之处在于:当不少“着名作家”仍然沉浸在志得意满的写作中时,林白却敢于让自己去现实的泥沼中跌打滚爬,通过《北去来辞》来表达困惑、忧虑,去追寻和反思。“反思”一词写起来何其简单,但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具备反思的意愿和能力。更为难得的是,林白不是想明白了才写《北去来辞》,而恰恰相反,这是她想不明白的结果。她不是在指点什么,而是坦然地展示了自己的迷茫、无力和挣扎的状态。 我们常常有所谓“反思历史”的说法,我不排除作家的洞见、历史意识和理性的穿透力,但也经常失望地看到很多“反思”不伤皮毛、不经心灵,最后流于空洞。林白将显微镜对准了自我,她不让“自我”在历史的海洋中漂浮起来,而是紧紧地抓住她,让她有自己的体温、音调、情绪和意志,从这一点而言,《北去来辞》与《一个人的战争》时代仍然一脉相承。然而,那个世界相对封闭,不乏矫情,而今是不断地打开。当然,自我也是历史意识的产物,不过,对于文学而言,这种感受的真实要远远比真理的正确有意义。 读完此书,我曾问过自己:这算长篇小说吗?它庞杂,斑驳,不稳定,叙述多样化,或许更像海红的思想札记,或者说是林白的思想札记。我也特别能够感受到作者那种不得不说的倾吐欲望,或许在艺术上,这不能算是完美的作品,但这是作家林白的自我反思之书。她一定是意识到什么了,才有了这样的表达。多少年后,林白的研究者一定是通过这部作品去打开她的世界的。

《玻璃虫》是一部虚构的电影生涯回忆录,林白自觉其“充满了未经反省的荷尔蒙,轻狂之处甚多”。2013年,因一次采访,她才坦然回看,从头至尾修改了一遍,“整页整页删掉”。她自省,这部小说并不深刻,人物刻画不算微妙,但贵在打开了内心桎梏,有“飞扬的生命力”。

  这尤其体现在作品借助主人公海虹的视角所观察到的道良这一人物形象上。上世纪90年代,当商品经济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道良却躲在小小的书房里摆弄古董,习字冥思。这位50年代的大学生被隔绝在世风日变的历史之外。海虹虽然并不接受商品经济的实用哲学,但她更不能接受丈夫道良以陈腐的方式把自己隔绝于历史之外。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迫使海虹像《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那样选择离家出走。

林白写及的女性命运,多年之后仍然现实。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借林白小说名,评价她“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

《一个人的战争》让读者记住了林白这个以急切、自我的笔触揭示女性心灵矛盾的女性作家,她在后来的《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中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女性视角”的轨道上。这部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把《一个人的战争》和《妇女闲聊录》的故事“整合”在一起,逼人心灵的叙述强度或许减弱,但对人的宽容与谅解却慢慢凸显,从《一个人的战争》开始就予以关切的人性问题,被提炼得更加内敛,引人深思。

《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这两本关于农村的作品,通常被视为林白的转型之作,但她始终没有答案:“我现在也经常疑虑和摇摆,我到底向外,走向社会的广阔世界,还是永远向内,通往内心无限的深处。我很挣扎,感觉永远在矛盾之中。”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在这一过程中插入了年迈的道良每天辛苦接送女儿上学以及海虹在长途火车卧铺车厢恍惚遇见出走的道良等细节。如果说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对丈夫只有埋怨憎恨,《北去来辞》则令人惊异地出现了原谅的声音。这与其说是海虹心理的某种成熟,还不如说是林白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发展,是最近几年女性小说日渐显露更为丰富复杂的叙述层次的结果。小说最为动人的部分,是海虹在火车上遇见道良后,突然发现道良在她心中已经超越了夫妇两性的层次,变成一个离散的亲人,这促使她下定决心,用离婚不离家的古老生活方式,与年迈的道良和青春叛逆的女儿一起,共同抵御充满未知的90年代——这才是《北去来辞》真正的意义。

“当代女性就是要有很飞扬的生命状态。为什么老要写控诉、压抑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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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林白走了一趟黄河。出版社邀请多位作家参与,各自行走,之后交作品。林白非常焦虑,她和人聊天,常常只听不说,这次“想逼一下自己”。她沿黄河旅行两万多华里,每到一户人家都和对方闲聊:家里几亩地、种什么庄稼……自此,她“不再完全沉浸在自我的感受中,朝更深远处走去”。在此基础上,她写出不同以往的《妇女闲聊录》,讲述中国农村妇女的底层生活。

现在林白60岁了,“活到了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年岁”。她“从小害怕这个世界”,生人、熟人、亲人甚至猫狗都能对她产生压迫;打坐、念咒、练曹全碑后,她整个人松弛下来,紧张与不安减少了。

“我受了很大的打击,整整一个星期不讲话。”林白当时认为,在那本杂志发表作品是最高等级,“那是个殿堂,完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单位、办公室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说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想开。”

文 / 李慕琰

“这样来看一个作品,不知会损耗多少东西”

“一个正经的、大家认可的作家”

这部长篇小说于1994年出版,封面印着一对半裸男女,整体气氛古怪。封面设计事先没有与作者讨论,不出所料地引来了争议。而书中的女性私密经验“现在觉得很正常,以前确实有惊世骇俗的一面”。

豪彩vip,林白生长于广西,1980年代作为诗人活跃于文坛,后来创作大量小说,是当代中国女性经验最重要的书写者之一。年轻时被称呼“女作家”,林白视之为偏见,现在她更加认同女性身份,认为“女人的可能性比男人更多”。(受访者供图/图)

年轻时被称为“女作家”,林白视之为偏见,“仿佛被放到了一边,被按照另外一种标准来要求”。她最近对媒体讲,如今自己一方面淡化了女性身份,另一方面内心更加认同这个性别,“越来越觉得女人比男人更有神性,更坚忍更丰饶,觉得女人的可能性比男人更多,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2004年,林白凭借《妇女闲聊录》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授奖词称:“她多年来的写作实践,一直在为隐秘的经验正名,并为个人生活史在写作中的合法地位提供新的文学证据。”林白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已经是“一个正经的、大家认可的作家了”。

2018年5月到9月,林白的几部作品陆续再版,包括她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林白写及的女性命运,多年之后仍然现实。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借林白小说名,评价她“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

林白和那个编辑再无联系,后来收到对方寄来的一本诗集,书上标明某某糖厂赞助。“他要出一本诗多么困难,糖厂给钱,他才能把这本书买来寄给人,要不然出版社就不会印你的书。我的书谁都能出,对吧?就这个结构来说,我在他的上面,以这种方式:权力的变化,在文学上我变得更有权。”

原标题:人物 | 林白:女作家肯定会冲破自怜

林白明白自己的文学是罕见的,但没有顾虑,坦然地写了出来。“我自己很想写,管它发不发呢?真是自己内心有一种需要,写出来以后,我觉得在文学上它是成立的,别的就不管了。”她甚至一度不指望当专业作家了,“刊物永远发不到头条,也不可能得奖。”

二十多年过去,争议带来的伤害早已烟消云散。但当时林白刚从《中国文化报》下岗,自认遭到边缘化,她非常忧虑,怕口诛笔伐阻碍作品出版,自己和几岁大的女儿“快没有饭吃了”。

林白还在反省和修正自己的观念。1996年,她曾在一次会谈中表述自己的写作出发点:为了缓解与世界的冲突。现在不一样了。“你不招它,它招你啊,它侵犯到你了。”林白反问,“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难道没有触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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